争议 | 有关开放获取的7大事实

作者 | 赵昆华 赵艳 刘细文

导  读

近年来，开放获取迅速发展，但争议不断。

5月5日，科学网公号推送了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的文章“在中国一年吸金最少7.6亿！警惕‘开放获取’变圈钱游戏”引发网友较大关注。

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赵昆华、赵艳、刘细文等倡导从全面视角，客观理解和以长远眼光看待开放获取。

为此，作者在本文详解了和开放获取相关的7大事实。包括：1. 开放出版期刊并不等于欺诈型期刊；2. 开放出版期刊的质量水平不断提升；3. 开放出版论文并不是“交钱就发”；4. 发表开放出版论文的价格有高有低；5. 全面评价PLOS ONE期刊；6. 目前开放出版APC价格机制不尽合理；7. 订购模式与开放出版模式下的付费机制存在差异。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长期跟踪研究开放获取（OA）多年，并积极支持学术论文开放获取，认为开放获取能加速学术知识的及时传播与广泛利用，最大限度地支持学术研究信息的公平可及，有利于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创新。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值得参与学术交流的各方共同关注探讨并进行控制约束。

目前对开放获取的质疑主要围绕开放出版的质量和价格两大核心问题，需要解释说明的是：

1. 开放出版期刊并不等于欺诈型期刊

在开放获取发展初期，由于公共利益代表的缺失，一些不良出版商假借“开放获取”的名义收取论文处理费（APC）牟利，缺乏对论文质量的控制，导致人们对开放出版期刊产生误解，严重损害了开放获取的声誉。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获取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变成了出版商扩展低端出版、榨取市场残余价值的一种手段。但随着开放获取实践的不断发展，许多机构提出了期刊遴选原则，帮助科研人员识别和规避欺诈型期刊，例如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商协会（OASPA）等机构发布的学术出版的透明性原则与最佳实践，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发布的期刊出版社行为准则。

2. 开放出版期刊的质量水平不断提升

确实有某些出版商创办“兜底型”开放出版期刊，“兜底出版”未被其旗下高影响力订购期刊录用的稿件，“变废为利”，增加收入。

但主流开放出版期刊采取与订购期刊相同的同行评议机制，严格把控论文质量和流程。从整体来看，开放出版期刊的质量水平在不断提升。

据Web of Science统计，2015年至2019年SCI收录论文总数为8,017,787篇，开放出版论文1,750,792篇，占比约22%。

其中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较多的开放出版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Nucleic Acids Research、Science Advances的影响因子分别为11.88、11.14、12.80，均处期刊引用报告（JCR）一区。

这些不仅不是所谓的“兜底型”开放出版期刊，反而是其所属学科领域内的高水平期刊。

3. 开放出版论文并不是“交钱就发”

大多数主流开放出版期刊均采用了出版界规范的编辑流程，并接受诸如SCI、PMC等的遴选评价。

并且绝大多数开放出版期刊采取了同行评议和费用收取环节相隔离的机制，力图保证同行评议不受作者是否支付APC的影响，只有在论文被录用后才向作者收取APC。

在复合期刊中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也是如此，例如Springer Nature、Wiley等出版社明确指出，出版费用的支付能力不是决定论文是否出版的关键，质量是决定是否出版的唯一评判标准。

4. 发表开放出版论文的价格有高有低

开放出版期刊分为完全开放出版期刊和复合开放出版期刊。2018年STM报告数据显示，复合期刊上的开放出版论文APC（平均3,000美元）明显高于完全开放出版期刊的论文APC（平均1,500美元）。

有些期刊发表开放出版论文费用确实较高，但大部分期刊对发展中国家都设置了APC优惠政策，很多期刊都为会员机构提供了APC折扣，部分期刊为没有支付能力的作者减免出版费用，还有些期刊因为受到资助，作者可以免费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例如开放出版期刊登记系统（DOAJ）目前收录了完全开放出版期刊14,613种，其中72%（10,551种）不对作者收取APC。

5. 全面评价PLOS ONE期刊

目前对PLOS ONE期刊的争议较大，建议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后予以评价。PLOS ONE期刊APC为1,695美元，根据上述开放出版论文APC价格调研显示，该价格处于中等价位。

其影响因子虽然与PLOS旗下其他期刊相比较低，但不可否认的是：（1）PLOS ONE本身具有严格的研究科学规范审查机制；（2）PLOS ONE基于研究可靠性对论文进行评价和发表的机制，有利于促进非共识研究和颠覆性创新的重复验证，并通过开放评议和评价指标（Altmetrics）来实际反映研究的新颖性重要性，与基于新颖性进行评价和发表的传统期刊在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上相辅相成；（3）PLOS ONE提供了大量的创新性措施，以提高学术论文水平，例如要求提交支撑数据、提供动态评价指标、支持开放评议等。

据Web of Science统计，2015年至2019年SCI收录的高被引论文来源期刊中，PLOS ONE以270篇排名第四。

6. 目前开放出版APC价格机制不尽合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APC是开放出版资助机制的正常产物，严肃的学术期刊出版需要进行严格的同行评议、严谨的编辑加工和强大的系统服务支持，因此通过支付APC来支持期刊的可持续运营是必要的。

但不可回避的是，目前APC价格机制确实存在问题：（1）价格普遍偏高，不符合数字时代经济规律；（2）定价机制不透明，价格标准不规范，不同类型开放出版期刊APC存在明显差异；（3）复合期刊存在双重付费问题（double-dipping，即复合期刊本身作为订购期刊，既向订购机构收取订购经费，又在机构作者选择发表开放出版论文时收取APC），扣减政策（offsetting，即按照复合期刊中开放出版论文的数量比例减扣订购费）推行难度大；（4）价格机制缺少公共力量博弈，容易失控。

7. 订购模式与开放出版模式下的付费机制存在差异

从整体科技投入角度，无论是在订购模式下还是开放出版模式下，公共资金都是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学术期刊出版，包括：科研项目经费从源头上资助学术论文创作；公共资金通过图书馆文献订购费对期刊出版提供主要支持；许多机构投入专门资金或负担多方面成本来支持本机构学术期刊出版；许多机构设立专门经费资助开放出版APC。

因此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目前文献的出版和获取成本实质上是由订购经费、开放出版APC费用和各类管理成本共同构成。

在订购模式下，付费机制主要偏向对科研项目经费和图书馆文献订购费的支持。

而在开放出版模式下，开放出版APC逐渐成为一种资金支持，但由于其来源渠道更加分散，容易造成不同渠道的公共经费难以整体统筹，导致各个渠道由于自身经费限制而难以满足需要，同时又形成多个层次上的重复支付，公共利益无法有力引导学术交流模式、规则、价格等机制良性发展。

具体表现为：

（1）图书馆每年不得不支付大量文献订购经费，其中包括已经收取了开放出版论文APC的复合期刊的订购费。但由于图书馆未能参与作者个人支付APC的定价机制和议价过程，无法进行有效干预。

（2）科研资助机构和科研教育机构通过科研项目经费已间接支付大量的开放出版APC费用，但同样无法对开放出版APC机制及其规则施加影响。

（3）作者支付的APC 主要来源于公共资金，作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不高，价格信号的作用力度减小，在缺乏第三方约束的情况下，容易使APC“要高价”失去自然约束。

而且，作者在出版市场中处于弱势，既缺乏对APC合理性的调查判断能力，又不具备谈判博弈能力，在缺乏帮助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出版社的APC价格。

订购模式下，图书馆拥有执行高额文献订购费的职能和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因而具备对学术出版市场进行博弈和制衡的一定能力。

但在目前以作者个人支付为主的APC支付方式，使得诸如图书馆这样的专业化遴选和市场化谈判力量难以进入开放出版市场，使得资助机构和科研教育机构在支付大量经费资助开放出版的同时无法对APC价格机制等进行合理的监管，未能使学术出版赖以生存的公共资金有效发挥其对学术出版市场监管作用。

科技资助机构和科研教育机构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方、论文发表方和期刊订购方，也更要在出版市场的博弈中发挥所拥有的市场约束权利和制衡能力，推进把原来的期刊订购经费盘活来支持期刊从订购向开放出版转变。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突然大规模暴发，开放获取对加快应急科研攻关发挥了重大作用。

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传播方式，能够使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获得更快捷的出版发行、更广泛的交流共享和更充分的检验重用；能够使社会公众、企业单位更及时、无障碍的免费获取利用最新科研成果；能够使公共资金的科研投入得到更大的效益回报；能够使科研教育机构、图书馆解决现阶段期刊订购价格危机和资源使用限制问题。

除上述开放获取已经产生的直接有利影响，我们更应长远考虑开放获取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可能发挥的知识溢出效益。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中小型教育科研机构、众多高新技术区及其所属企业、乃至大量拥有创新潜力的各类社会力量无法方便可靠地获取国际最新科技信息，这其中也包括那些由中国创造但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科技信息。

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所面对的创新与发展挑战非常复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需求非常广泛、可挖掘利用的创新力量又非常多样，目前的只有部分科研教育机构才能订购部分国际期刊的状况使得我国仍存在较严重的知识获取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制约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

开放获取不仅仅是订购模式的转变，而是学术信息交流机制的一次重大革命，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化数字化力量，大幅度提高学术交流、科技出版和知识传播的劳动生产率，重新通过知识创造及其传播来扩大利用，而且也借助数字化网络化促进真正的公共知识基础设施的形成、提升知识创造的透明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

在开放获取状态下，不仅那些曾经被锁在付费墙（Pay Wall）后的出版内容可以供全社会获取、下载、复制、传播，还可以被便捷地用于数据挖掘、智能学习、知识关联、趋势发现、智能研判和询证控制，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智能管理基础，让知识融汇再生，从而推进将科学文献作为新的知识平台进行语义化智能化挖掘和利用。

因而，站在这个高度看待中国推进开放获取的成本和收益时，应该认识到开放获取为中国带来的总体收益，从增加社会知识获取收益、增加社会知识利用收益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衡量。

应该承认，中国订购市场的分割和多元投入的科研资助机制对推进开放获取带来一定困难，但中国已经是国际科技信息利用和订购的大国，也是科技论文出版的大国，有必要从政策层面进行有效调控，发挥公共资助科研投入的最大效益，同时实现开放获取的良性发展。

推动开放出版转换，是对现有学术出版规则的一次革新，需要各参与方的共同努力：

（1）科技管理部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明确支持开放获取，制订正式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开放获取政策，协调推进全国各类各级公共科研资助机构全面实行资助项目的论文开放获取政策，并对政策执行进行监测。

（2）得到公共资助的科研教育机构及其图书馆，利用政策、投入和管理杠杆，推进将订购费转换为开放出版费，并要求本机构通讯作者发表在所订购期刊的论文全面开放获取。

同时，还应建立对出版社开放获取政策措施、开放出版期刊质量和费用的监测机制和控制机制，施行资助开放出版论文APC最高限价，帮助机构人员识别和甄选具有可靠质量控制和合理收费的开放期刊。

（3）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全面了解认同开放获取，充分意识到开放获取对知识信息快速传播和免费获取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学术期刊中任职的科学家积极支持科研论文开放获取，为开放获取发声。

（4）国内出版机构借此革新之际，利用开放出版机制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道德，科学办刊、诚信办刊、高效办刊，创新和发展知识内容生产、组织、传播和利用的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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